大约15年前，我那时不是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的一名助理医生，我有机会经常出入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进行研究并为诊所挑选研究对象。
由于这一工作，我开始对研究弱智儿童感兴趣，那时他们都住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当时甲状腺器官疗法已经十分发达，这引起了外科医生对身体有缺陷儿童的注意。我在完成正常的医院工作以后，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儿童疾病的研究上。
就这样我对弱智儿童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精通了爱德华.塞昆针对这些不幸儿童所设计的特殊教育方法，学习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整个思想。“教育疗法”对于诸如耳聋、中风、白痴、佝偻等各种精神性疾病疗性显著，外科医生中开始广泛流行这种思想。人们认为，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必须结合教育学和医学两种方式。这种论调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体育锻炼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开始流行进来。然而与我的同行观点不同，我认为人的智力缺欠主要是一种教育问题，而并非一个医学问题。在研究如何治疗和教育弱智儿童的医学大会上，人们发表了很多不同观点。1898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学大会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教育”的演讲，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我拨动了已经在震动的琴弦，因为我的这种思想在外科医生和教师中产生了反响，由于它给学校提出了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而迅速传播开来。
我的导师盖都·巴克西里这位伟大的教育部长曾拜访过我，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教师们讲一堂有关弱智儿童教育的课。之后我又在我已经管理了两年多的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授过有关弱智儿童的教育课
在这所学样里，我全天都给儿童上课。他们在小学里被人们认为是头脑愚钝、无药可救的学生。后来，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我们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儿童外，还接纳了罗马所有疯人院的全部白痴儿童。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花费两年时间为罗马的教师们设计出了一种特殊方法，用来观察和教育弱智儿童。我不仅对教师进行培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为钻研一种教育弱智儿童的切实可行方法而往伦敦和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我自己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儿童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我要直接给孩子们上课，从上午8点不间断地一直到晚上7点。这两年的实践使我在教育学方面得到了第一个学位，实际上也是我所得到了一个真正学位。在我刚开始从事有缺陷儿童方面的工作时，我就认为，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教育弱智儿童方面确实有明显不同的地方。我相信，与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我们的教育原理更加合理，借助于这一方法，儿童低下的智力能够获得发展和进步。我在这方面的感情如此深厚，它已深入我的内心，在我为了寻求教育弱智儿童的更好方法而离开学校以后，它差不多控制了我的全部思想。我逐渐确信，如果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它们将会神奇地、令人不可思议地发展和解放儿童的个性。
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详尽地研究矫正教育学，希望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及其原理的研究。为此我注册成为一名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尽管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验证我的思想，但是，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所鼓舞，为了深化和拓展这种观念，我放弃了其他一切工作。我差不多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承担这项未知的任务。
对弱智儿童教育方法的探索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那个外科医生所取得的成就在医学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他是医学分支学科——耳疾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尝试对人的听觉进行教育的人。他曾在佩雷拉于巴黎创建的一个聋哑人机构进行实验，并成功地使那些还未完全丧失听觉的人能够听清了。后来他又用了8年时间去看管一个被人们称为“阿威龙野孩”的白痴男孩。他的方法在治疗的听觉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他还把那些方法扩展到了治疗人体所有的感知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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