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半的加藤博正准备应付他一生中极重要的一件大事——小学一年级入学考试。他已经学会了在幼儿园教室里正正经经地走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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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近郊妙莲寺,十三岁的增尾直子放学回家便埋头做家课。她是私立颂荣女子学院的七年级学生。“我成功了”,她的微笑似乎有这个含意。增尾直子从四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在公立学校读的,在那三年里,她一直在高压之下读书,每天一放学便跑回家,先自己温习一段时间,然后离家到一所补习学校去上课,每次三个小时,每星期三次。她的目标是要进入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而好学校的入学考试都非常严格。
她的哥哥寿宏几年前参加过一次同样的考试,结果考进了一所一流的国立学校。在参加入学考试前的那个夏天,他每天都在补习学校上课8小时。现在他已中学毕业,正在读大学预科,准备参加日本拔尖学府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加藤、直子和寿宏都已踏上日本的成功之路。和他们一起前进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中产以及上流家庭的孩子。他们全部都努力地希望通过一关又一关的考试,进入好的学校。然后,在这场比赛中以好的成绩跑到终点,谋得理想的工作。他们在这条路上每走一步,都有他们的母亲指引和教导,她们从一开始就用锐利的眼光注意着终点。
没有人不相信每一个成绩优异的日本学生背后,都有一个专心致志于子女教育的母亲。她们学习,她们排队几小时为孩子报名参加考试,而到了孩子应考时,她们又再苦侯几个小时。她们穿梭般把孩子从体操班送到韵律操班再送到书法班和钢琴班。她们每天帮助孩子做家课,替孩子请补习教师,甚至打零工赚钱供孩子进补习学校。由于扮演这种角色的母亲是那么的多,因此产生了“教育妈妈”这个称号。
对日本妇女来说,做母亲是一种要求严格和地位崇高的专业,教育孩子则是她们的天字第一号职责。战后的日本由于竞争激烈,已使她们的工作比过去更加艰难。有人说,日本能够创造经济奇迹,日本母亲们功劳匪浅。
“一位母亲的个人成就感,有很大部分是和孩子的学业成就分不开的”,美国教育部最近发表的报告《日本教育之现状》说,“社会评价一位妇女的成就时,主要是看她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成绩。”
直子和寿宏的母亲增尾美惠子,全心全意地担任“教育妈妈”这个角色。这位四十六岁的家庭主妇拥有儿童教育学的学士学位,擅长于使她的家庭发挥良好的功能。她睡得最晚而起得最早,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学校的母亲会议她从不缺席。她和所有教师都谂熟,而且调查过他们的背景和以前教过的学生的成绩。她小心地替孩子选择学校和补习学校。
寿宏说他母亲给他灌输了各种良好的读书习惯,而且从他念5年级开始就“强迫”他上补习学校,虽然他“很希望能在放学以后玩一会”。而且,他上补习学校的学费(两年将近1.2万美元)全是她想办法省出来的。
今天,在直子从前上过的数学班上,补习教师向50个5年级学生连珠炮般解释代数问题。那些孩子们坐在长桌后面,用心听讲,已经晚上8点半了。许多孩子自从吃过早饭之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
“是的,是很辛苦”,补习学校的副校长日堂昌门说,“可是他们是否愿意到这里来并非关键所在。他们要想通过考试,就必须来。”
促使加藤澄子要小加藤博提前开始训练的,就是这些考试,因为她希望他能进入一所私立名校。东京的儿童有3%上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当中,有些可以让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升到大学。一般而言,在私立学校里的学生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不必像增尾兄妹那样必须通过一次又一次严格的入学考试。
像大多数的日本母亲一样,加藤太太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的儿子及6个月大的女儿在一起。她不雇用保姆,也不参加玩乐团体。她带子女去公园,去上游泳和音乐课,当中有很多时间都是用背带背着女儿。
母亲和孩子之明的密切联系,只是那种使日本家庭成员互相依赖互相负责地结合起来的强大社会关系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关系扩大到学校、公司以及全国,而且是日本社会的基本要素。
“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不好,大多数日本母亲都会感到羞耻。”一个母亲说,“监督孩子尽他的本分是我们的责任。”另一位妇女在形容她的一个朋友时这样说:“她非常聪明。她的儿子读书十分用功;进了一所有名的中学。”这种态度正是“教育妈妈”对她们的任务那么自豪的原因。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孩子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好的中学,好的大学,找到好工作。
一个学生单凭他在公立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能考得进有名的中学和大学吗?“非常不可能”,一位公立学校教师说,“入学考试太严格了。”
因此,在每天傍晚和每个周末,地下火车站的平台上总是挤满了各种年龄的准备到补习学校去上课的学生。这些补习学校数以千计,遍布于每一个角落,日本有超过16%的小学学生和大约45%的初中学生上这些学校。
用某种尺度来衡量,这种竞争肯定大有好处,在标准化和国际性数学和科学测验中,日本学生的成绩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他们学外语的年数比较多,比较早开始学化学,历史和地理的知识丰富得使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简直是百科全书。日本的少年有94%进入高中,这比率高得惊人。进入高中的少年约有90%能毕业(美国的比率75%),有足够的资格担任职业工作。美日的对比只在大学教育方面调过来:日本的高中毕业生有29%直接升入大学,美国则有58%,日本教育只在最高等教育上逊于美国。
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教育家和父母,对这种高压制度提出了质疑。赞成改革的人批评这种制度使孩子失去了童年,永远没有玩耍的机会,为了考试及格而“生吞事实”。又说这种制度造就出来的学生只会复述答案,没有创造性意见。他们还指出学生变得残忍冷酷,看见同学不及格反而沾沾自喜,而少年犯罪也与日俱增,学校里欺侮同学的事情屡有所闻。
有些日本母亲也大力反对,大概是因为她们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在压力下饱受摧残。“我的儿子常常头痛,不愿上学”一个母亲说。
日本政府也在寻求方法,希望能改就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减轻其压力。
可是,虽然是些日本人非常渴望一种比较具有弹性的教育制度,但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获得的国家成功,至今仍然压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也许,要等到日本人满足于他们的繁荣,开始选择新方向的时侯,他们才能在牺牲日本教育的优越性之下将加在母亲和孩子身上的压力减轻。不过,日本的守旧派到时一定会坚持下去,而“教育妈妈”也不会很快就消失。